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博客

　　不写博文多久了？最近刚听到一个说法，说为什么围脖那么火而博客日渐没落呢？因为比起构思一篇文章，用手机发个140字以内的短信容易得多。
　　说得对。在充满重量的生活里，人们希望每一个新添的内容越轻越好，这可以理解。
　　这段日子里，我天天在思量死亡，也在试图寻找好好生活的理由。亲人们一个一个离我而去的经历，让我非常理解为什么米奇·阿尔博姆这样专注于关于死亡的写作。从《相约星期二》起，我认识了他并且喜欢上他的作品，我不明白是不是我本身就有些迷恋这种神秘的话题。毕竟，那时离开我的只有姥爷，而这些年来，姥姥，大伯，和亲爱的爸爸，都走入了那幽深的黑暗，留给我的只有回忆的片段。
　　那些回忆可以被任何熟悉的场景触发，我无法知道某一个场景会让我想起哪个片段，是温馨的，还是痛苦的，这种不可控制性让我备受折磨。
　　在很多个深夜里，我泪流满面，疲惫不堪。在更多的白天，我无声的流泪，默默擦去泪痕。
　　每个生命都承担着重量，你的有多重呢？
　　我用了很多年在想这个问题——用的时间的确太长了——答案很清楚，是我很难改变的那种。
　　如今，死亡又在我的生命里多加了些重量，同样的难以改变。
　　我不清楚，负担着这些重量生活，我还能否有办法抛除精神上的疲惫。那种疲惫深入四肢百骸，让我不想动弹。每天早晨醒来，我都想，再睡一会吧，起来又要面对一天的日子，好累。我需要一个对生命继续产生热情的理由。
　　在20多年前，我是一个在平房里疯跑大笑的孩子。邻居们都说，听见这小丫头的笑声，就觉得这孩子怎么这么高兴？
　　我想，我还能记起那时候拂过耳畔的风，那种孩子才拥有的速度和笑声。那种开心的奔跑，让我在脑后留下一个小疤，现在依然有痕迹。只是，那个大笑着奔跑的孩子不在了。
　　那个孩子在哪里？她走入了时空的深处，那片黝黑是否就像死亡的去处？
　　爸爸，你停留的地方，是黑暗还是光明的呢？那个地方会不会让你孤单和害怕？你还有没有继续受到病痛的折磨呢？如果你在某一个女儿不知道的地方受苦，女儿怎么受得了呢？
　　关于死亡，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让我安慰的解答。我希望，爸爸他们停留的地方，平安，凉爽，不再受病痛之苦，即使不令人向往，也应该令人感到安慰。
　　作为人类文明起源的古埃及人认为，人死之后要走过一片黑暗恐怖的幽冥之水，然后到达光明的彼岸。
　　佛教徒说，消除了恶业，死去的人能到一个大清净大智慧的所在。在死亡发生之后的很多很多年，一家人还可以相聚。
　　英国诗人丁尼生在他的诗句里，期望穿过死亡的沙洲后，能看他今生的领航员。
　　在米奇·阿尔博姆的畅销书里，查尔斯遇到了他去世多年的母亲。
　　我认真的希望这些事是真的。
　　爸爸生病后，我买了一本从前一直望而却步的《妞妞》，那本书给我了很多安慰。作者周国平写下那些文字的时候，正在失去他的女儿，而我读它们的时候，正在失去我的父亲。我想，他一定想不到他祭奠女儿的深情文字，能够安慰另一个伤心的女儿。
　　那个忧伤的故事，让我知道别人跟我有一样的痛苦，愤怒和寂寞。
　　这本书的读者黄集伟说，希望作者知道，伴随着他的寂寞，还有很多人的寂寞在枯坐。我想，那里也有我的寂寞。

跳舞吧！如同没有任何人注视一样。
去爱吧！如同从来没有受过伤害一样。
歌唱吧！如同没有人聆听一样。
工作吧！如同不需要金钱一样。
活着吧！如同今日是末日一样。
      ——金三顺喜欢的诗，我也喜欢。
     活着吧，如同今日是末日一样。今日就是末日，那怎么办？分离的日子就在眼前，那怎么办？不能再活着，那怎么办？
     爸爸，爸爸，不论怎样，你是把我托在手上的人，你这就要走，我救不了你，那怎么办？

    最近看到陈丹青的一席话，谈绅士的没落。绅士在我们的周围确实是个稀有物种，我想，虽然我们做不成绅士，但我们可以学学，面对苦难而保持精神上的坚韧和达观，应该是绅士精髓。

　　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。
　　昨晚小妖发来的短信，牵动了一番许久未动的情怀。又到一年冬天了。今年的冬天，会有什么样的际遇？

    同城同线的记者给我打电话了。我在这边偷偷笑。此人滑头，不喜，鉴定完毕。
    另，跑线真耗精力。虽然总体来说顺利，但我不喜欢跟当官的打交道，就没长那个脑袋ING~里面有的忠厚长者还不错，依然跟上学时候一样喜欢老头子~没救了~看着那里的小公务员，一丁丁都不羡慕，虽然人家以后过得比我强吧。
    也许老天决定，让我最后孤身一人去流浪，那也强似闷死在公务员的大楼里。

　　一个月之间，生活换了另一种面貌。其实换的只是面上的油彩，底下的脸哪里变了？鼻子还是鼻子，眼睛还是眼睛，嘴巴还是嘴巴，哪里的坑坑洞洞都没有少，七窍。
　　刚看到小妖，跟她说，越来越觉得有种东西更像一种心情，似乎想让它发生就可以发生，不想就不会。
　　去唱歌，越点越回到从前，最新的歌一首都不会，而且一点都不觉得遗憾。
　　连着两天在同一个地点碰到不同的两只流浪小猫，嗷嗷的叫。第一天买了一根香肠喂喂，第二天又买一根。我只能管一餐，管不了一冬啊。如果你们会死去，小乖乖，带着香香的肉味走。
　　方哥似乎说过以后的周末要组织人去爬山，我要报名，再灰再秃也是巍巍的太行山。

　　关于红包问题。我对红包的态度引起了老爸的极大不满。唉，就是书呆，没办法。今天竟然看到一个主要围绕红包的访谈，那些说法真真大快我心。

　　全文如下：

《财经》资深记者何华峰访谈
每个人心中总有一块圣土

　　何华峰（●）：《财经》杂志资深记者，负责互联网与风险投资的报道。

　　张志安（▲）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，博士。

　　▲先简单介绍一下你进入媒体行业的经历好吗？

　　●我似乎是很偶然进入记者这个行当的。我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的都是国际经贸，第一份工作是到上海民生银行做信贷员。当时属于民生银行初创期，主要工作就是一天到晚拉存款，不适合我这种所谓知识分子的想法。

　　2000年我进了路透社上海记者站工作。路透名气大，给我的感觉像天堂一般。它们在中国招人是做新闻助理，开始只能做点翻译工作，有段时间也做一些报道，但是不署名。对我来说，路透社让我第一次进入媒体，第一次体验规范的媒体运作。当然，我们去英国的时候也听到批评，认为路透社中国记者干的事特别简单。我对路透社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有“天花板”效应，中国记者永远拿不到记者证。

　　在路透社呆了一年，我辞职出来想回外资金融机构，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。当时，国内财经媒体兴起，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初创，我就进了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上海站，跑银行条线。

　　▲路透社工作的经历给你带来什么影响呢？

　　●我从路透社出来，希望按照他们的模式来工作，比如做记者要保持自律，做了这么多年记者，我可能是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少有的从来没有拿过红包的记者。这不代表什么，只代表我个人和报社整体有些差别。

　　▲银行也会搞新闻发布会，给点“车马费”是很常见的，在这个行业里似乎已经不算违规。

　　●这是潜规则，实际上还是不合法。在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的时候，银行搞的新闻发布会比较少，而且我们的稿子负面新闻多一点，不太容易碰到红包。即便有发红包的新闻发布会，我也会把钱退给他们。当时我年少气盛，觉得我们报纸就是最好的媒体，不怎么瞧得上老媒体。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很多事情不是这样的，当时报社很多年轻人，鱼龙混杂，观念没有统一，有水泊梁山的感觉。

　　▲在你看来，拿红包是什么样的行为？很严重吗？

　　●我对其他记者编辑没有要求，一般来讲，他们也不敢多拿，每个人心中总有一块圣土，尤其在开始阶段。但后来理想化的色彩淡了很多，甚至波及管理层。

　　有一阵子，某保险公司出问题，经常有传真报料，我有个同事就写了一篇文章，不知怎么被人家知道了。按照编辑部的标准，文章没有问题，但不知道这家保险公司给了多少钱的广告费，领导就通知说这个稿子不发了，记者写了稿子连稿费也没拿到。这种事情发生，圣土受到污染了，下面的人会对管理层产生怀疑，为后续工作打下非常不好的基础。

　　当然，任何人或事物的进步，不能脱离其出发点来考察。经营和编辑严格分开，在西方标准看来是完全应该的，但在国内两者历来不独立。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能够做到95%的独立，是很大的进步，但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完全独立。

　　再举个例子。我在路透社时，有次茅台酒开新闻发布会，去参加时发了很多东西，一人一瓶茅台，一个几百块钱的红包，还有一块金箔吧。我觉得东西比较多，打电话给首席记者，他说你把酒拿回来，其他东西都退回去。虽然每瓶酒也要两三百元，但都是厂家自己生产的，而且我们也没给他们什么承诺。我拎回去以后也就放在办公室。同去的还有一个《南华早报》的记者耿必儒，以前是路透社的首席记者，他就没拿任何东西，这就是差别。

　　▲一起参加这个新闻发布会的还有很多内地媒体吧？

　　●当然非常多，他们都拿了啊。在路透社，我记得还有个事情，有几个员工去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，他们认为，中国媒体的记者都拿了，为什么我们不拿？其实这个事情是不允许的。后来有天中午，同事吃饭去了，我值班时接了个电话，是那个公司的公关打来的，他问：“文章发得怎么样？”我说什么文章，我们从不承诺发文章的。他说：“收了钱还不发文章？”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尴尬的，如果给老板知道要开除的。在香港，媒体这个行业廉政公署可以管，首先不能拿钱，吃饭可以，拿礼品价值不能大于900元。

　　▲你现在工作的《财经》杂志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别要求吗？

　　●《财经》的规矩是：你可以退，也可以回来上缴。我记得，参加过新闻发布会，回来发现有红包，心里犹豫了一下，退回去太麻烦，交了，其他同事会不会觉得你太另类？我就跟秘书讲，秘书二话没说，让我登记就可以了，原来《财经》有这方面的规定和流程的，所以就很好处理，他们最多的有交了2000元或者更多。

　　我到《财经》不久，碰到一个案例，体现出杂志的核心竞争力所在。当时，四大国有银行从来都不在《财经》上做广告，因为《财经》从不说他们的好话。但是农行曾有一次准备在《财经》做广告，这是因为《财经》的品牌太强了，到《财经》刊登广告是实力表现，而且那时他们正巧有个会，想把《财经》拿到会上去展览。但很不巧，这期有篇文章《农行重组尚无解》，带些批评色彩。为此，农行提出文章能不能推后一期刊登。《财经》主编胡舒立说，那么20多万的广告不要算了。

　　你说胡舒立笨吗？傻吗？其实不然，这对杂志来说绝对是划得来的：

　　第一，这个广告会逃走吗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这就是品牌问题，这期不做，过几个月他还会来找你。

　　第二，这么做对记者来说，觉得老板好，其他人也认为管理层支持，这是最关键的。

　　第三，为以后建立了范例，以后怎么处理有了很明确的原则。我为什么把很多财经报纸当作泡沫来看待？根本的原因也就是这点，媒体存在的价值就是独立性，他们许多都没有坚持下去。

　　▲为什么路透社、《财经》杂志更能坚持独立性？

　　●人为什么要讲品牌、讲信誉、讲诚信？因为品牌带来的价值是非常多的。一些财经报纸管理层没有进取心，管理团队没有设置好，导致大家没有激情往上走，这是中国传统媒体的通病。路透社等国际大媒体就不一样，像《纽约时报》的记者造假，它会在封面报道上做一个调查，自己给自己曝光。这是一种领导艺术，代表着你的承诺，给员工和读者传达出非常强烈的信息。而我们的不少媒体没有这种概念，更加务实，其实是比较短视。

　　▲你有没有意识到，《财经》这种做法在当前内地媒体中非常另类？

　　●我知道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不是人笨不收红包。第一，他有道德观念。第二，另类有另类的好处，你这样做最后往往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利益，这也符合经济原理。

　　中国媒体因为垄断产生红包，这是过渡阶段的产物。有个中央级媒体的记者，人家给他16万元支票。为什么给这么多？因为媒体垄断嘛，垄断产生价格。很多传统大报是有价码的，因为资源稀缺嘛，普通干部名字上了中央媒体，晋升的概率会大大提升。但是随着媒体垄断逐步被打破，红包数额会下降，基本维持在两三百元，未来不太可能再增加。

　　▲你的同事们怎么看待你不拿红包的事？

　　●其实，当时我很多同事都拒收红包，这种风气在报社也受到鼓励的。有次我和同事王康去参加奥美公关的新闻发布会，每人发了500元，等我们离开的时候，他就走回去还给人家。

　　▲不拿红包应该是少数不是多数。

　　●刚开始30%～40%人会拿，后来拿红包的人会越来越多，甚至出现拿文章去敲诈别人的恶性事件。

　　▲有些记者会认为不拿白不拿，写篇报道来回还要打车、得有费用。

　　●这种情况在上海很多。整天吃吃喝喝，以混个官为荣。仔细想想，当你没有创造价值时，除非你当官很有一套，永远占有资源，但实际上由垄断造成的暂时的利益是不可靠的。

　　《财经》的主编助理张翔说，人还是不要那么舒服地活着吧。你如果完全放纵自己，会愧对自己的理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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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文章来源：人民网——《新闻记者》

　　听到一个对联：
　　上联：上半年，一人杀六警
　　下联：下半年，六警杀一人
　　横批：非常６加１

    换部门了，从体育换到了经济。
    一直在做选择，也一直能做选择，身边的人都对我不薄。安静的时候，这些人会让我很愉快，很温暖。在领域跨度这么大的情况下，他们不刁难，不刻薄，还有人会想帮我。我不觊觎朋友的帮助，却因为这些想法而感到轻松。
    但为什么还是心怀不安？我已经失去了5年前那份理直气壮的激情。今天傍晚的时候坐在出租车上，汽车行驶的方向正可以看到升起的月亮。我盯着它出神，那样圆润晶莹的一轮月亮。看着它，我觉得人生何必苦苦追寻，每天只为这一刻就可以了。

    昨天去参加菜刀砍房团了，当了回“菜叶”。
    砍的是东二环和塔北路交叉口的碧溪尊苑，最后一期——已经在建的那四栋只砍下来100块，二期——还没动工的两栋33层，砍到均价3300，还可以吧。但是在房地产市场这么不景气的现在，两年多以后交房，让人怎么样都不踏实。所以黑压压的去了好几百人，最后真正交了500块意向款的只有几十人。
    说是砍价，其实并没有什么砍的过程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开发商在介绍项目，而价钱是砍房团发起人和开发商早在这次聚会前就有个预期的，尤其是开发商，早就准备了底限前来。
    过程很有意思，但并不合理。最大的不合理处是没有“砍”的过程，集体的意见没有发挥出来。砍房团的“团长”在台上代表大家发言，提问，砍价，但他忘了最重要的一点，他并不是真正的“团长”，无法代表这样一个松散的、网上聚合起来的、只有“我要买房”这一点意向是相同相通的、大几百人的集合。所以活动的失败是合情合理的。
    这是石家庄第一次出现砍房团，“碧溪尊苑”是第一只待砍的螃蟹。在我看来，虽然三方，房产商、团长和菜叶们都具备必要的诚意，但流程实在还需要完善。
    第一，菜叶应该在参加砍房团之前，对要砍的项目有个了解，确实要买这个楼盘，再来砍。这样有的放矢，成功的可能性要更大。而现在，几乎所有人都没看户型就来了，大部分时间浪费在了解项目上，这无疑分散了精力，也分暂了话题。更重要的是，菜叶们更像在买菜，先问问最低能卖多少钱，再决定买不买，但房产商也不是吃素的，不可能轻易透露底限。在这种博弈里，要达成共识无疑很困难。
    在第一批砍价的最后，开发商的老总说了这样句话：这样吧，你们能确定有多少人真正要买我的楼盘，根据数量来定价，100人，咱们说个价，两百人，咱们再说个价。我想，这个说法是合情也合理的。
    第二，应该设立菜叶发言环节。团长负责发言，也许用意是好的，但并不合理。首先，团长真的能代表菜叶们的一致意见吗？其次，公信力是个大问题，当很多人猜测“团长会不会是房托、会不会跟开发商一伙”的时候，只有团长一个人在台上发言，确实不妥。
    说起这个，昨天有个很有趣的时刻。因为人多，所以事先定好了规矩，分两批进入，第一批负责砍价，第二批按砍好的价格来。结果，第二批里的活跃人物显然比第一批多，在活动的尾声时刻，气氛热烈起来，有两三个人大喊继续往下砍，一个男人大叫一声：“第一批砍不下来的，第二批接着砍！”引起一阵哄笑掌声，一片附和。这时候，开发商方面还没有表态，团长却在台上强调规则、维持秩序，说：“这样，咱们还是按说好的来。这个价位，刚才已经是说好了，咱们还是那句话，能接受，就接受，不能，就不接受。”大意如此吧，我记不太清了。结果嘘声四起，人群一下散了。可以说，这句话是整场活动中最大的败笔。
    团长想强调“规则”无可厚非，但“规则”是什么？在这样一个通过网络和传媒集合起来的群体里，抱着来试试看的想法、并不信任组织者的人占绝大多数，可以想象，这个群体只承认对自己有利的“规则”。首先，“规则”的制定并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，其次，“规则”并没有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，这样的规则无疑不堪一击。这种情况最考验组织者的耐心和技巧，那个时刻，应该是开发商表态的时候。
    另外，昨天的活动真正显示了传媒的力量，我的一个记者朋友说：“我看到了活生生的经济。”